刘冰上书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导火索

刘冰上书起因于“反击右倾翻案风”。

迟群与谢静宜在清华大学享有极大的权势，肆意妄为，而刘冰对此景象深感不满。在他筹备抗争的过程中，未曾料想到“工宣队战友纷纷加入战斗

刘冰，河南伊川之籍，1921年降生，1938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踏足延安抗大校园。继而投身敌后抗日根据地，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干部学校青年工作股股长，并在抗大六分校、太岳、岳南地区积极开展青年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共渑池、宜阳县委书记，兼任豫西区青年联合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前后，历任中共河南省青委副书记、团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及农村青年工作部部长，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全面负责学校日常行政事务。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际，刘冰不幸被卷入风波，遭受不公之遇。走资派”关入“牛棚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拷打与辱骂之后，他最终被流放到工厂从事劳动。

刘冰的过往历史清晰可查，“走资派”的指控亦无丝毫虚构成分。莫须有“遭受了无端的栽赃，批判之风愈演愈烈，直至变得如同嚼蜡一般乏味。1969年6月，他得以……”。解放”，经过一段时期的闲置，刘冰于1970年1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当时，担任书记一职的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校革委会的主任由八三四一部队的张荣温担任，而革委会副主任则由海军后勤部副参谋长刘承能出任。此外，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迟群也担任了副书记职务。刘冰的职位位列迟群之后。相较文革前的第一副书记，他的这一职务并不处于同一级别。然而，刘冰对此并未过分在意。他深知，在当时能有机会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在同一校园中并肩工作的刘冰与迟群，不愉快的摩擦很快便如影随形。

1970年年末，军队资深干部张荣温完成了他的调任。进入1971年的下半年，杨德中卸去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双重职务。次年春天，海军出身的刘承能亦接到了调令。随着这一系列人事变动，迟群接过了校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的双重职位，同时身兼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之职。谢静宜也从原先的党委常委一跃成为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不久后更升任北京市市委书记。自此，迟群与谢静宜共同执掌了清华大学的命脉，对校内事务拥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力。

迟群，当时年约三十五六岁，自诩有领袖的庇护，在文革期间权势滔天，不可一世。刘冰对他的最初不良印象，源于1970年麦收的季节。那日，清华大学师生前往昌平农村参与麦收劳动，刘冰与党委常委、由北京卫戍区派遣的军代表惠宪钧共同负责领队。当队伍徒步行进约25公里，即将抵达目的地时，即将“身教重于言教迟群那震耳欲聋的呼喊声，竟伴随着一辆吉普车的到来。刘冰对此种做派颇感不齿。

此后又有一次，那是1971年8月，迟群已当上了清华大学的一把手，他和刘冰飞往江西处理清华的农场移交。因天气不好，飞机在上海停留，王洪文、徐景贤，还有于会泳在上海设宴招待。刘冰看到，这个宴席上摆满了上海的名菜名酒，非常奢侈。相比之下，人民大会堂国宴就显得相当寒酸了。王洪文见到迟群就说“我们先来喝杯酒吧。”宴席开始后，他不断举杯向迟群敬酒，猜拳行令，场面热闹非凡。刘冰这是首次在公务场合见到如此喧哗的划拳饮酒场景，感到颇为不自然。他本人并不饮酒，与席间的造反英雄们缺乏共同话题，最终孤独地坐了整整一个半小时。

经过一段时日，听闻张荣温不幸染病，刘冰便前往探望。张荣温向刘冰透露，迟群与谢静宜野心勃勃，意图夺取权力。

刘冰

1972年，刘冰正式接任清华大学常务副书记一职。当时，清华大学的前任领导何东昌、胡健等人，均已获得相应的认可与安排。解放”，被“结合”当了副书记。

刘冰回忆说:“自披上“常务副书记”的头衔，宛如自作茧自缚，我顿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刘冰频繁主持党委常委会议，然而他很快便察觉到，每当向迟群和谢静宜汇报会议进展时，他们对于会议的详情了如指掌，甚至包括每位与会者的核心发言。这显然表明，校办公室内隐藏着他们的亲信。

随着1975年的到来，文革已步入第九个年头。重新掌舵的邓小平全面整顿各项事务，与江青集团正面交锋，这一系列举动激起了刘冰坚定的斗争意志。

自年初起，邓小平在军队、省区市委书记会议及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系列发言，刘冰均有所耳闻。然而，在清华大学，迟群与谢静宜却对邓小平的讲话进行封锁，禁止其内容传达。他们告知刘冰，任何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在向下级传达前，都必须事先向他们汇报，并获得批准后方可进行。1975年，邓小平着手全面整顿工作。在整顿的氛围中，刘冰开始酝酿与迟群的正面冲突。

令人意外的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柳一安，亦在策划向毛泽东上书，揭露迟群的不端行为。柳一安，此乃北京市建工系统出身，曾担任清华大学工宣队要职之一，在文革后期被派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此后逐步成长为我国社会科学院的骨干力量。军宣队“作为负责人，他早已对迟群恶劣的品质和行事作风心生不满。未曾料想，自己日后竟会置身于清华大学，且恰巧成为迟群麾下的下属。面对迟群的专横跋扈，他内心充满了苦闷。

自1975年6月起，随着邓小平全面整顿政策的实施，柳一安愈发忧虑，他深知迟群依赖文革发迹，必将成为清华的祸患。为此，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以至于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即便是在服用了安眠药之后，也常常难以入眠。每当夜深人静之际，他便会将当时一同在学部工作的李兆汉，以及文革后担任中国教育报社社长、后升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的任彦申请来，与他们商讨应对之策。

经过三人的多次讨论，达成以下共识：首先，迟群心机深沉，具有野心；其次，必须立即停止与迟群的交往，并逐步断绝关系；再者，需要想出一个对策来对抗他。柳一安起初计划与迟群面对面交流，将问题直接摊开。然而，李兆汉认为迟群手段残忍，直接对话非但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可能遭受伤害，因此建议上书毛泽东寻求支持。若能得到主席的支持，便能彻底解决迟群的问题。至于具体反映迟群哪些问题，讨论结果建议避免直接提及敏感点。路线问题”，会议重点揭露迟群存有野心勃勃之心、惯于施展阴谋诡计，以及个人作风上的诸多问题。

柳一安找到“工宣队惠宪钧，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与党委常委吕方正商议后，三人的看法不谋而合，遂决定联名上书。鉴于他们三人均有军旅经历，他们认为有必要邀请一位资历更深的原校老干部加入，以增强上书的说服力。这位老干部便是刘冰，他们早已洞察刘冰对迟群的不满情绪。

1975年七月下旬的一个午后，北京市委在政协礼堂召集了各单位的负责人举行会议。在会议间隙，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将刘冰引至休息厅的沙发上，向他详细阐述了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向毛主席上书，揭露迟群的问题。他们向刘冰强调，迟群的问题相当严重，若不予以反映，则我们便是犯了错误，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

刘冰闻言，心中激荡不已。他久已思虑如何与迟群展开斗争，苦寻良策不得，今见三位“工宣队“负责人挺身而出，此事更显迟群失众望。刘冰随即表态，坚定地表示全盘支持三位同仁的主张，并表示将亲自领衔，向毛主席呈递上书。”

当晚，刘冰与另外三位同仁在惠宪钧的办公室内，就向毛泽东呈递的书信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商议。一致决定，由吕方正负责初稿的撰写，随后众人共同讨论，并由刘冰负责对稿件进行修改和最终定稿。

迟群与谢静宜之间的直接对立，催促了他们呈递奏章的步伐。在向毛泽东上书时，胡耀邦明确表示了对其行动的支持。

刘冰心意已决，决心直面迟群与谢静宜的挑战。他作出决断，对于邓小平的讲话，以及中央和市委要求传达的内容，只要是通过正式组织渠道传达下来的，他都将在校内组织会议进行宣讲。

决心既定，冲突随即发生。

8月3日，邓小平出席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在谈及对科技人员的政策时，他明确提出：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热情，我们需要实施“三结合”策略，确保科技工作者不会感到失落。他们曾被称作“老九”，而毛主席曾明确指出“老九不能走”。这表明，科技工作者理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和重视。。”

刘冰在听闻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讲话后，深感其对科技工作者、学校管理，尤其是知识分子工作的深远指导意义。于是，他决定在当天下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以传达这一重要精神。而就在那个夜晚，迟群与谢静宜返回了清华大学。他们安置在党委办公室的亲信迅速向他们汇报了相关情况。翌日清晨，谢静宜径直来到刘冰的办公室，语气强烈地喊道：昨日午后，你便已转达了邓小平同志的发言，却未提前告知我。须知，我和迟群曾明确告知你，涉及中央领导人讲话的传达，必须先经我们审批，为何你未先行通知我们一声？谢静宜怒容满面，青筋暴起，愤然说道：“？”她一遍又一遍地强调：“！”我们已告知，何须急传？?”

刘冰与谢静宜争执起来。邓小平同志身为党中央副主席，其发言为何不得传布？该发言乃是由北京市委在特别会议上指定，要求各单位党委进行传达的。身为市委书记，您理应遵循市委的纪律。市委有明确要求进行传达，为何我就不能执行？又为何必须经过你们之手才能传达？难道作为负责党委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我对党中央副主席的讲话传达就失去了应有的权力和责任？?”

刘冰反驳得无懈可击，谢静宜只得说：非是禁你传递，但宜先予以告知。。”

刘冰说:“行吗？稍后通知你们也行吧？你为何对传达感到如此不满？难道仅仅是因为你没有提前被告知吗？?”

谢静宜无言以对，轻轻一甩长发，随即转身离去。

中午时分，刘冰步出办公室，恰逢迟群在院子里相遇，彼此未曾寒暄，只是各自默默前行。入夜，刘冰便召集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向他们详细说明了上午与谢静宜发生正面冲突的经过。

此次冲突加速了他们呈递奏章的步伐。在惠、柳、吕三人聆听刘冰详述情况之后，他们均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对刘冰的坚定支持。柳一安直言：“干得漂亮！正是要让谢静宜明白，违背党的原则绝不可取。。”吕方正说:“在坚守原则的立场上绝不能妥协，对于谢静宜的了解，我们尚且不足。。”惠宪钧说:“她是帮迟群的。”柳一安说:“直接把谢静宜加入信中。。”刘冰说:“我们依旧遵循先前商定的方案，对谢静宜与迟群进行区分，重点揭露迟群的问题。。”

此刻，致毛泽东的上书文稿已然完成。在信件最终定稿之际，惠宪钧向其原属部队的师长田占魁、副参谋长马清源详细说明了情况，并获得了二位军官的热心协助。他们不仅为惠宪钧提供了卫戍区一师的招待所客房，还精心准备了丰盛的膳食。

四位老干部吕方正、刘冰、惠宪钧、柳一安（自左至右）于1978年12月平反后，合影留念。面对冲突已然发生，当务之急便是迅速将信件送达。然而，当前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确保信件顺利抵达毛泽东主席手中。众人一致认为，直接寄信给毛泽东主席并不可取，因为这封信极有可能落入谢静宜、毛远新或江青等人之手。因此，大家普遍建议，此信应由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副主席转交毛泽东主席。只要邓小平副主席能在信件上亲笔批示，便可确保信件的安全与时效。送主席”几个字，即使谢静宜、江青、毛远新等人看见也不敢扣留。但这封信如何才能送到邓小平的手里呢?刘冰想到了胡耀邦。

1953年至1955年间，刘冰担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期间与胡耀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对胡耀邦的为人处事深有了解，深知胡耀邦对邓小平的敬佩之情。到了1974年，刘冰恢复工作之际，正值文化大革命爆发。此时，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胡健，同样受到了波及。解放建国初期，胡健担任川北区党委青委的书记一职，彼时他是区党委书记胡耀邦的得力助手。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刘冰与胡健一同相约，来到了富强胡同胡耀邦的家中。

胡耀邦问刘冰：那俩人如何？? ”

刘冰心中明了，胡耀邦所指的乃迟群与谢静宜。纵然他内心对他们并无好感，却觉得自己与他们之间难以深入交流，于是他言道：“那两位啊，说起来，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

胡耀邦立即回应：看不好，太狂了。！”

胡耀邦的话语令刘冰心中猛地一震。事后，他深觉这番话显然是针对1月24日和25日所发生的事件。批林批孔在运动大会上，迟群与谢静宜发表了颇具傲气的言论，且彼时担任了核心演讲者的角色。

刘冰提及计划借助胡耀邦之手，将信件转呈给邓小平。惠、柳、吕三位均对此提议表示赞同，并给予全力支持。他们一致认为，依循组织架构，北京市委系清华大学的直接上级，因此迟、谢二人之事亦应向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进行汇报。鉴于谢静宜亦担任市委书记，故而应在将信件寄送给毛泽东一周之后，预计毛泽东已阅过信件，再行向吴德提交。

周六这天，依照时间推算，应是8月9日的光景。刘冰成功连线至胡耀邦家中，然而胡耀邦不在，接听电话的是他的夫人李昭。李昭告知，胡耀邦已前往科学院办公。刘冰随即表明，自己有一桩急事，亟需与胡耀邦面谈。李昭应声而答道：周日下午4点来我家。。”

翌日，刘冰依约而至胡耀邦的府邸。岂料胡耀邦已赴科学院，李昭亦不在家中。然而，胡耀邦并未忘却先前的约定，临行前特意叮嘱保姆引领刘冰至书房稍作等候。刘冰在等待之际，随意浏览书桌上的书籍，发现胡耀邦正专注阅读列宁与毛泽东有关科技领域的论述。此情此景，无疑与胡耀邦近期思考的内容密切相关。

不久，胡耀邦重返，其人尚未踏入屋内，声音便已先至：“刘冰，你来了！”

刘冰问候道：我四点就到了。你星期天还工作呢？?”

胡耀邦说：“有事就上班嘛。”

刘冰讲述了给毛泽东写信的事。

胡耀邦取出一支香烟，轻轻点燃，一边吸烟，一边对刘冰说道：犹记得，去年我曾向您提及过这二人。您方才所谈的种种，也属意料之中。他们所谓的革命，不过是投机之举罢了！此类人物，在我们干部队伍中并非孤立现象。您所撰写的致主席的信件，可曾携来？?”

他接过信，缓缓戴上花镜，目光专注地浏览一番，随后开口道：“信应事实求是，以事实为据。。”

刘冰说：“耀邦同志，您所言极是，我们始终坚持用事实为依据，以事实为证。。”

胡耀邦说：“在你们的来信中，提及迟、谢二人的“装疯卖傻”与“乱蹦乱跳”，这些词固然是形容词，却似乎流于空洞之谈。！”

刘冰解释说：“非为形容词所能尽述，彼时之实况即如此，唯有此等字眼方可概括。他详述了当时情况。

胡耀邦认可了，说：“务求实效即可，务必避免言辞空洞。我全力支持你，若能提供帮助，自当鼎力相助。。”在把信转交邓小平一事上，胡耀邦谢绝了。他说：“ 目前，我担任科学院的领导职务，而您则是清华大学的成员。鉴于我们分属不同的组织体系，按照这一层面来说，我转交您的信件并不适宜。我可以向您提供邓小平同志的住址，您可以直接将信件送达，这样做更为妥当。。”

刘冰说：“我未曾事先告知，突然出现在门口，若被哨兵拦下，那便麻烦了。。”

胡耀邦笑了，说：“你直接寄给他可以吗？?”

刘冰觉得不靠谱。

胡耀邦说：“不妨这样操作，您可为小平同志的秘书拨通一个电话，咨询一下信件的投递事宜。请使用那部红色电话机进行联系。。”

刘冰说：“我并无所谓的“红机子”。在清华大学，也仅有这么一部机器，安置在迟群老师的居所内，我又岂会前往他的住处去使用？?”

胡耀邦笑了，说：“你用我的手机打。。”

他引领刘冰步入另一室。刘冰在胡耀邦的注视下，拨通了邓小平办公室的电话。电话那头，是秘书王瑞林的回应。刘冰简要陈述了事情经过，王瑞林听后回应道：信寄国务院。”

刘冰说:“无中南海通行证，无法送达国务院。。”

“通过邮局寄也行。”电话那头说。

刘冰不放心，说：“我怕信件遗失。”

王瑞林说：“不会的，你寄好了。”

刘冰觉得在电话里与邓小平的秘书交谈时间过长显得不太得体，遂挂断了电话。

胡耀邦问：“王秘书最终如何回应？?”

刘冰说：“胡耀邦说道：“既然如此，那便请从邮局寄出即可。””

刘冰犹豫不决。

胡耀邦提议：直接将他送至其宅邸，无疑是万无一失的选择。告诉你，他家位于×街×号，门前是一条狭窄的胡同。你无需胆怯，大可放心前行。。”

刘冰采纳了这一提议，察觉天色已晚，遂向胡耀邦告别。

刘冰在离家之后，心中忽生变故，遂返身而归。经惠宪钧牵线搭桥，他得以联系上邓小平住所的警卫部队。翌日，惠宪钧亲自将信件送达邓小平的府邸。王瑞林告知，邓副主席正参与中央会议，预计中午便能返家，届时信件将直接交至其手中。

刘冰等人的信件已顺利寄出。信件末尾标注的日期为“8月13日”。

邓小平如约将刘冰等人呈递的信件交予了毛泽东。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浏览过信件后，手指向放置文件的桌子，对身边的秘书说道：先放着。”信就被压住了。

回想起“十大”事件之后，迟群在情绪失控时，她曾跪在迟群面前，紧握着他的手，说出了一些违背原则的话语。当时，我们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场面。在党委书记办公会议的进行过程中，谢静宜竟在迟群面前屈膝跪地，恳求他停止抱怨。这一幕让一旁的刘冰、惠宪钧以及柳一安皆感震惊，目瞪口呆。

此信落笔完毕，依旧循旧例，送达至邓小平的寓所，恳请守卫人员转交予王秘书。然而，此次王瑞林却未接纳此信，仅回应道：不收信，送国务院。这无疑是一个警示：刘冰等人致毛泽东的第一封信件可能存在问题。

察觉到局势愈发严峻的刘冰毅然决然，采取了破釜沉舟的策略，联络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即曾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寻求他的协助。李琦则将信件转交给了时任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的胡乔木，胡乔木又将信件转呈给了邓小平。

邓小平呈递给毛泽东的刘冰等人所写的第一封信，既然已显露出不祥之兆，那么这封信的再次递交，其前景自然令人忧虑。然而，面对与“四人帮在关键时刻，邓小平依旧将刘冰等人呈递的第二封信转交给了毛泽东。

关键点在于，1975年10月，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已然发生了转变。对于邓小平转交的刘冰等人所呈信件，他并未立即作出回应；同样，对于邓小平提交的中国科学院的汇报，也未进行批阅。

毛泽东批评刘冰等人上书。毛远新在汇报工作时，将矛头指向邓小平

1975年十月，已届八十二高龄的毛泽东身患重病，行动与言谈均感不便。自该年十月十日起，其侄子毛远新，当时年方三十六岁，便肩负起担任主席与中央政治局间联络人的重任。联络员毛远新跻身中央核心层。

10月13日，刘冰等人再次上书，却并未如预期般产生效果。毛泽东对于文革的任何批评，即便只是隐晦的表达，都难以容忍。因此，刘冰等人的上书引发了问题。10月19日，在审阅了刘冰等人的第二次来信后，毛泽东在外事接待结束后，与李先念、汪东兴进行了交谈。近日传闻我被指批评了江青，虽然确实有所批评，但江青并未认识到问题所在。近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致信指责迟群和小谢，我认为他们的动机存疑，意图可能是为了推翻迟群和小谢。信中的指责似乎直指我。迟群是否为反革命？他确实犯了错误，批评是必要的。但批评之后就要被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曾带领三万名工人进驻清华大学。至于迟群，我与他并不相识。。”

毛泽东还说:“务必告知小平同志，切勿轻信他人。小平同志对刘冰同志有所偏袒。关于此事，你们六位——包括小平同志、先念同志、东兴同志、吴德同志、小谢同志以及迟群同志——应先行召开会议进行商讨与处理。这两封信件应一并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各位同志。同时，清华大学可就此事展开辩论，并允许张贴大字报。。”

毛泽东话语分量沉甸甸。10月23日，邓小平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据此决议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以便进一步传达其精神。10月27日，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四人联名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关于此事的书面报告，其中表述道：主席针对小平、江青同志所批评的内容，提议不予传达。毛泽东批准了报告。

邓小平于10月31日向毛泽东致信，恳请安排一次专属会面。在信中，他如此表达：“我有事项需与主席进行面谈，并恳请主席赐予指示与教诲。无论是次日午后抑或傍晚，我都可随时等候。若得允许，敬请随时告知。”11月1日晚，毛泽东召见了邓小平。见面时，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为刘冰转信之举。邓小平向毛泽东问及科学院的汇报。语言困难的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汇报中说我曾说过“ 科学是生产力我说过这样的话？

这是重话。文革期间，造神运动中出现此情况，可视为“假造圣旨”。而这点，自古就是“欺君之罪”！

邓小平显然洞悉了这层含义。他追问，自他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以来，所采取的方针和政策是否恰当？毛泽东仅用一个字回应：“对”。对。”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不容多谈，邓小平很快就告辞了。

第二天，11月2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时，矛头直指邓小平。他说:“ 自本年度起，于省府任职期间，我深切感受到一股新风潮，其核心主要针对“文化大革命”的诸多问题。。”

邓小平同志很少提及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成就，也很少提及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他未曾听闻邓小平同志谈论过如何学习理论，如何批判《水浒》，以及如何批判修正主义。

毛远新的汇报触及了毛泽东内心的隐痛。他尤其担心有人对文化大革命提出质疑。毛泽东便向毛远新提及了清华大学刘冰等人针对迟群所写的揭发信。原来，在收到邓小平转交的第二封信后，毛泽东要求秘书找出刘冰等人的第一封信进行阅读，却感到十分不悦。他认为刘冰的信反映了广大对文革大革命持不满情绪的人群。

毛远新把握住时机，为迟群进行辩护，强调迟群他们在贯彻主席提出的教育革命方针上态度坚定，即便存在不足，十指弹琴，七音和谐，仍不失为佳。

聆听了毛远新的“汇报”之后，毛泽东表示赞同，应道：“存在两种观念：一方面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遗憾与不满；另一方面则是寻求清算，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问题进行追责。。”他说:“诸多同志，尤其是资深同志，他们的思想仍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感到困惑，甚至产生抵触情绪，个别人甚至持反对态度。。”毛泽东进一步说:“清华大学所面临的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缩影。这股风潮，实为右倾翻案的回潮。。”

毛泽东对刘冰信回应。近日，清华大学刘冰等人致信迟群与小谢，我察觉到他们来信的初衷并不纯正，似乎意图借此对迟群和小谢进行攻击。信中的指责直指我本人。我身处北京，他们为何不直接将信件寄给我，反而要经过邓小平转交？显然，邓小平对刘冰表现出偏袒。清华大学所面临的问题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在校园内的具体体现。”这段话，在随后的“打招呼会议”上传达了。

毛泽东对毛远新说： 请代为联系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告知他们是我指示你邀请他们（以及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进行会面。在会面时，请你直截了当，无需拐弯抹角，将所有意见明确表达。我已与小平同志进行过两次交谈，昨晚亦有所沟通。。”

文革时期，毛泽东与毛远新关系密切。

11月2日晚，毛远新称：联络员“召集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召开会议，我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并传达了毛泽东的见解。”

邓小平在聆听毛远新陈述完毕后，便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说道：此问题尚存探讨空间。依据您的阐述，中央整体上似乎采取了修正主义路线，且这一路线贯穿于各个领域，并未遵循主席的指导方针。因此，将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央描述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实属不易言说之事。。”

邓小平总结三个月工作。自今年三月启动“九号文件”相关工作以来，我便着手于工作的推进。直至七月，我才正式担任中央工作的主持。关于“九号文件”之后的路线走向，以及我在主持中央工作近四个月期间所采取的策略，不妨加以审视。对于我的工作记录，应从“九号文件”的实施开始追溯。从“九号文件”发布至今，全国形势相较之前有所改善或恶化，这一点值得深思。对于“九号文件”的评价，远新同志持有不同的观点，究竟是好是坏，唯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出结论。。”他向与会者说:“昨晚，我向主席请教了关于这段时间工作方针政策的相关问题，主席回应得非常肯定。。”

在一场气氛紧张的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刘冰回到家与妻子展开了长达一夜的深入讨论。

11月3日的午后，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莅临清华大学，以模糊的言辞转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所上书件的批评观点，并明确表示，毛泽东并未赞同刘冰的呈文。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此拉开帷幕。自此，清华大学几乎日日召开会议，对刘冰等人展开批判，参会规模日渐扩大。至11月12日，一场汇集1300余人的批斗大会召开。会上，发言权完全属于批斗者，刘冰等四人无一机会进行辩护。

11月16日晚8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判刘冰等人的来信。除政治局委员外，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到场。显然，这后5人是来接受批判的。

刘冰抵达现场的时间较早。会场的座椅被巧妙地布置成圆形，分为前后两排，政治局委员们占据了前排的位置，而列席会议的宾客则坐在后排。当刘冰注意到胡耀邦也到场时，他便过去与他并排坐下。两人热情地握手致意。恰好坐在他们前方的是纪登奎，他在建国初期曾担任河南许昌地委书记，与当时的团省委书记刘冰相识，于是他回过头来，与刘冰亲切地握手。

邓小平宣布开会。昨天主席接见外宾完了之后，把我留下，在场的还有张春桥，主席要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 。”

在简短的致词之后，邓小平缓步走到张春桥的面前，开口道：我的听力欠佳，对细节记忆不够清晰，还请您将主席的讲话内容整理成文。。”

张春桥大声说道：不整理，不记。邓小平并未将这些置之不理。他沉着地将两张记录纸片放置于张春桥面前的茶几之上，随后重返自己的座位。

姚文元发言：今日与会者或许尚未得知主席对清华的指示，是否应将此信息传达给他们？邓小平对姚文元的提问不予理会。姚文元固执地复述，同时指向刘冰等人质询。你们听过没有?”

刘冰回答:“吴德同志已传达“吴德马上说：”未传达，仅述主席批示精神。。”

邓小平说：“请毛远新传达。。”

毛远新宣读了毛泽东的批示。

在场聆听的刘冰，这还是他首次听闻毛泽东批示的真相，宛如晴天霹雳，令他瞬间陷入了困惑。他后来回忆道，那时他的心跳加速，甚至呼吸都变得艰难，内心深处的感受如同承受着天大的冤屈。

紧接着，王洪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及近期前往上海之行，期间听闻了不少意见和反馈，对胡耀邦和周荣鑫的某些观点深感不满。他接连列举了一系列零散的言论，这些均是他所搜集到的。反映”，并质问说：“你们的行为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精神相悖。教育部若不致力于革命事业，却一味宣扬陈旧的观念与思想，沿用过时的做法，实乃背道而驰。”他还指责了胡耀邦在科学院进行的整顿。

张春桥说：“周荣鑫不听劝。。”

姚文元说：“记者反映，群众对你们有意见。。”

他们零散地发言，缺乏条理，占据了会议的绝大部分时间。

江青或坐于沙发之上，或起身步履，边行边语，与会者虽未必能尽悉其言，然可明显感知她对张春桥、姚文元的坚定支持。

邓小平一言不发地听着。叶剑英也不说话，静观眼前事态发展。

晚上11时，邓小平宣布：会议今日结束，明晚8点续会。。”

在这场会议中，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纷纷登台发言，而江青则在一旁给予他们坚定的支持，胡耀邦却未能获得一个表达观点的舞台。

在参加政治局会议之际，刘冰料想自己抵达人民大会堂后便会面临逮捕，却未曾想，夜已深至子时，他却安然回到了家中。妻子苗既英见到他归来，惊喜不已，连珠炮般地问道：是怎么一回事?”

刘冰向妻子详尽地描述了参加政治局会议的经历，其中特别提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内容。

苗既英听闻此言，良久无言，泪珠滚滚，不禁以手帕拭去眼角的湿润，终是哽咽着说道：这真是冤枉“了！”思忖片刻，对刘冰道：向老人家写信陈述问题，本就是对个人立场的直接表达，而中央副主席转达信件之举，亦被视为对其的袒护，究竟如何能由此得出如此结论呢？?”

苗既英疑问道：难道这位长者真的健忘了？他已年过八旬，年纪大了确实容易出现健忘，但这批示难道不是前后矛盾、逻辑混乱吗？?”

刘冰说:“非全然因糊涂所致，实乃轻信了毛远新、谢静宜片面之词。。”

苗既英说:“遵照此批示，你将被打上反对毛主席的罪名。诋毁毛主席即是触犯革命底线！倘若此批示被收录于《毛选》之中，那我们岂不是将永远背负这永世之冤？?”

刘冰说:“的确如此，眼前已是山穷水尽，再无辩白之处。邓小平同志转达的那封信，被误解为偏袒，实属异常。目前，唯有进行自我反省，力求留在党内。只要生命尚存，未来几载，再做打算。批判毛主席的罪名已然加身，我担忧会被开除党籍，一旦如此，局势将难以收拾。明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我们五人恐怕需当众反省。此刻，需深思熟虑，如何进行自我检查。。”

苗既英说:“一番审视，一番无审视。何曾出错，于何处求检查？?”

刘冰说：“主席说矛头是对着他的，不检查行吗?不行!因为那样会再戴上一顶对抗主席的帽子，岂不更冤枉?几十年来，我们在亲身实践中看着主席领导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自己的成长也是他的思想哺育的。在这一件事上，即使是主席错了，从良心上讲，也不能对抗，让主席为难

晚年时，刘冰提及此事，坦言自己当时对主席怀有深深的个人崇拜之情，此言充分揭示了他当时的认知状态。

夜幕低垂，刘冰与苗既英展开了深入的交谈，直至凌晨三点钟的钟声敲响。即便服用了安眠药，他们的思绪依旧难以平静。他们围绕如何于次日政治局会议上进行审查的议题，反复商讨，直至晨曦初现。

翌日，刘冰陷入深切的痛苦之中，整日纠结于晚上的检查事宜。若不进行检查，恐怕会被误解为既不认同主席的立场，又不愿承认错误，这无疑会损害主席的崇高威望，这是刘冰所不愿目睹的景象。若进行检查，又意味着将无错之处说成有错，这岂不是自欺欺人，甚至是对主席的欺骗？主席认为信中的动机不纯，矛头直指他，这究竟从何而来？然而，即便进行申辩，又能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经过深思熟虑，刘冰最终下定决心，尽管心中有所抵触，还是决定提交这份检查。或许，主席所期待的，正是这一行为。

胡耀邦实事求是，公开承认了他对刘冰的支持。“反击右倾翻案风”风云乍起，刘冰等人遭批斗

翌日黄昏时分，与会人员再次聚集一堂，继续就相同议题展开讨论，此次会议由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邓小平同志指出，在昨日的会议结束后，毛远新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进展情况。接着，他转向毛远新同志说道：在昨夜的会议中，您向主席做了汇报。请分享一下主席的具体指示。。”

毛远新从怀中取出一本笔记本，开始朗读其记录内容。毛泽东对此对刘冰等人所呈上的奏章中的批评表示赞同，并再度确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某些举措是正确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待毛远新的话语落下，邓小平的目光转向胡耀邦等人，缓缓开口道：五位同仁，主席特意邀请你们参与，不知诸位有何感想或需表达之处？?”

胡耀邦起身，高声回应。我愿发表几点看法。主席邀请我们五位同仁参会，实乃对我们的一份深情厚谊。在此，我对主席表达我最真挚的感激之情。昨晚，王洪文副主席与我谈了许多，在此我郑重声明，他所提及的那些问题，我并未涉及。若有言我何所云，实非我之所言，恳请中央进行核实。我与刘冰曾在团中央共事，他向我寻求转递信件的帮助。我明确告诉他，我对他表示支持，但信件应由他自己亲自送达，因为我们的组织系统并不相同。我属于科学院，而他则是清华大学。因此，我无法代为转信。事情就此结束。话音刚落，胡耀邦便缓缓落座。此刻，会场内瞬间陷入一片沉寂，即便是先前受到质疑的王洪文，也陷入了沉默，无言以对。

胡耀邦此次的表态，实际上首次公然确认了对刘冰的声援，这使得他陷入了一个极为危险的境地。

刘冰事后感慨道：“胡耀邦的这个发言确实不同凡响。在那一天，随后的发言者中——”列席者在这篇文章中，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得不进行了一番心不甘情不愿的检讨，声称自己——目光只局限于枝节末梢，纠缠于琐细小事，列举罪名，竟误告了主席派遣至清华的干部。在众人纷纷认错之际，胡耀邦却挺身而出，发出掷地有声的发言，未曾道歉。在这种氛围中，仅凭一己之力肩负起责任，谈何容易！胡耀邦的确是铁骨铮铮！

刘冰说，在这点上，我做得不如胡耀邦。即使是检讨，也考虑得不周密，说得也太多了。其实，那天晚上我只要说:我拥护主席的批示，回去认真检讨，这就够了。在这一点上，还是邓小平高明，说得无懈可击。

在当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远新朗读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内容，毛对邓指出：“从不管阶级斗争”。及至会议落幕之际，邓小平亦发表了看似自我反省的检讨，然而，他仅以一句简言概括：“问题是不重视阶级斗争。散会。。”他复述了毛泽东对他的批评。此举动充分展现了邓小平的政治远见。随后，在1975年11月下旬，紧接政治局会议之后，依据毛泽东的指令，中央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打招呼会议”，全面部署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清华大学的大批判运动迅速席卷而来。自11月19日起，刘冰与惠、柳、吕等四人便被接连拉往各系接受轮番批斗。直至12月下旬，刘冰因病倒下。在他遭受批斗的一次，头晕目眩至几乎无法行走。夜幕降临，当他在床上躺至九点钟，仍有批斗者前来试图将他带走继续批斗。

翌日，刘冰及其妻子苗既英携手步入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门诊部寻求治疗，即刻便得到了确诊。急性肾盂肾炎”。秉持人道主义精神的医生坚持要求刘冰即刻留院接受治疗。然而，清华大学方面对医生的建议置若罔闻，明确表示不允许刘冰入住干部病房。即便如此，内科主任秉持公正之心，不畏权势，亲自为刘冰安排了干部病房，并让他与医院的党委副书记共处一室。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至1976年元旦，刘冰的病情已基本得到控制。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漫长的病痛中辞世，刘冰听闻噩耗，悲痛万分，在病房中默默流泪良久。1月10日，清华大学派专人将刘冰从医院召回。

随后的批评一直延续至四月，内容虽有差异，却大同小异，重复的批评之词如潮水般涌现，渐渐让人感到麻木不仁。

截至五月，专案组已将刘冰等四人调派至大兴县境内的清华大学团河农场。劳动改造与刘冰并肩作战的，还有在“文革”期间再度遭受批判、被迫靠边站的何东昌。不久之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教师，胡耀邦之子刘湖亦抵达农场，与刘冰分到同一小组。这一变化让刘冰警觉倍增。他们之间选择保持沉默，以免成为他人攻击的靶子。

在团河农场，刘冰几乎日复一日地承受着批斗的折磨，有时甚至一天之内需经历上午、中午、下午、晚上四次轮番批斗。然而，令刘冰深感慰藉的是，在这冷漠的环境中，唯有清华大学的一位老工友——年逾六旬的高文有——敢于与他亲近，毫无畏惧。高文有不顾迟群的淫威，总是温馨地邀请刘冰：“刘冰，吃过晚饭就来我这里吧。”他们会在那里品茗谈心。高文有公开表达对邓小平的拥护。高师傅出身清白，造反派对他无可奈何。

刘冰在煎熬与苦痛中熬过了漫长的岁月，终于迎来了文革的落幕。1976年10月14日，他已被调至清华校办工厂劳动，那天他听到了那令人振奋的消息。四人帮听闻覆灭的消息，心中激动难以言表，工友们也纷纷向刘冰致以热烈的祝贺，纷纷表示：“问题解决了。”

好事多磨，一“磨”就是两年。

1978年6月23日，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刘达在向邓小平同志汇报清华大学工作之际，提及了刘冰因上书毛泽东主席而尚未得到平反的境遇。

邓小平指示：请转达北京市委，恳请安排刘冰同志的工作事宜。此事已尘埃落定。。”

当时，刘冰正于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接受治疗。6月26日，刘达专程前来看望，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兴奋地告知他：你的问题解决了。”

两个月的时光匆匆逝去，北京市委依然音信全无。于是，刘达立刻向五机部部长张珍提议，推荐刘冰赴北京工业学院就职。

张珍迅速向胡耀邦进行了汇报。胡耀邦指示道：“你应当亲自与刘冰进行沟通，只要他本人表示同意，组织部的立场将毫无障碍，予以支持。”

刘冰的申诉问题终于尘埃落定。在深思熟虑之后，刘冰向张珍表明，他感到在北京的当前环境中工作并不适宜。随后，他决定前往兰州大学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1985年10月，胡耀邦同志（位于右一位置）在甘肃省委副书记刘冰同志（位于左一位置）的陪同下进行了实地考察。

刘冰等同志致信迟群、谢静宜同志，其行为完全契合党的组织纪律。所揭露的问题均确凿无误。所谓诬告之辞，实属无稽之谈，理应予以驳斥。对刘冰等同志所遭受的一切不实指责和污蔑，必须予以澄清。同时，应当恢复刘冰等同志被撤销的职务。。”

此刻，刘冰坐在主席台上，心中感慨良多。回想起三年前的11月，同样是在这个礼堂的主席台上，迟群与谢静宜这两个小人得意忘形，颠倒黑白，欺骗了无数世人。然而，如今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早已将这两个政治丑角甩出了历史的舞台。

胡锦涛拜访刘冰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