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周总理二外视察时看到大字报：看不起人就不给倒水
开篇说道：
1966年7月24日至28日，周恩来总理连续五天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指导工作。这所学院的名字就是由周总理亲自定下的。
那时，教育部的刘副部长对“第二”这个称呼有点不太满意。周总理知道后，笑着解释说：“‘第二’有什么问题呢？巴黎就有第二大学、第三大学啊。咱们国家的解放军还有第二炮兵，那是我们军队里的重要力量呢！”刘副部长听了，心里一下子舒坦多了。
周总理到二外的第一天，清晨五点就起床了。看完大字报后，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准备会议。会前，革委会副主席贝璐瑛为周总理倒水，可能是太激动了，不小心把水洒了一地。周总理却微笑着，轻轻拍了拍贝璐瑛的肩膀，温柔地安慰道：“别紧张，放松些。”
不久之后，学校门口贴出了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指责“贝主席”对周总理不够尊敬，甚至在倒水时不小心弄湿了周总理的衣服。面对这些指责，周总理没有犹豫，立刻站出来为她辩护：“她为我倒水，怎么会看不起我呢？如果她真的看不起我，怎么会主动为我倒水呢？”这些话让贝璐瑛心里感到暖暖的，十分感动。
在即将开会的日子里，周总理不经意间看了一眼贝璐瑛，眼中闪过一丝沉思的神情。等贝璐瑛把水倒好准备离开时，周总理转过头问身旁的人：“这位小同志，她叫什么名字？”
说起“贝”姓，周总理忽然不说话了。当时，贝璐瑛心里其实很想告诉大家，她的爸爸是周总理的秘书龙潜。但她最终还是没说，因为她从小就听家里人说，不能靠父母的名气来炫耀。
贝璐瑛的父亲龙潜曾经是周总理的私人秘书。
龙潜，一个1910年出生在四川云阳的小伙子，从小就很聪明，学习特别厉害，后来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好大学。在他准备去大城市读书的时候，龙潜的爸爸担心儿子去了繁华的地方，就舍不得再回乡下了。于是，爸爸就想了个办法，给龙潜找了个媳妇，希望这样能让儿子留在云阳。
龙潜被父亲安排了一门婚事，无奈之下只好和对方结了婚。可是，结婚没几天，他就下定决心，收拾好行李，独自一人去了上海求学。
龙在上海住了下来，但他被革命的热情深深吸引。他的心情非常激动，马上加入了共产党，并在学校里组织了学生运动。可惜的是，在一次会议上，他们没有足够小心，结果被一个叛徒告密，最后被反动派的警察抓走了。
龙潜被警方逮捕，后来被转移到南京的军法监狱。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国共两党合作，他才重新获得自由。获得自由后，他首先去了延安，然后又去了武汉，加入了由李克农领导的“社会部”，大家都叫他“龙副官”。
在武汉的那段日子里，龙潜遇到了一位他特别喜欢的女子，她的名字叫做“贝海燕”。
贝海燕是宁波人，六岁的时候跟着妈妈搬到了上海。刚到上海的时候，她的心情就像龙潜一样，充满了激动和期待。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她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没过多久就积极加入了共青团。
贝海燕曾经用过好几个名字。在那段充满斗争的岁月里，她特别喜欢高尔基写的《海燕》，尤其是里面那位勇敢的海燕形象，所以她决定改名叫“贝海燕”。但是，还没等这个名字被大家熟悉，抗日战争就突然爆发了。那时候，她的母亲病了，她非常舍不得离开，但最终还是选择独自去武汉寻找党组织。
那时候，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共同做事。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跟武汉汉口的基督教女青年会一起创建了一个战时服务团队。贝海燕很幸运地加入了这个团队，并且被赋予了重要职责，成为了地下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全面负责党支部的所有工作。
这天，领导问龙潜：“你是不是已经结婚了？”龙潜坦诚地回答：“我过去在乡村有过一段婚姻，但我不认为那是一段好关系。”领导发现龙潜已经三十多岁了，觉得他应该有个伴侣，于是就为他介绍了贝海燕。
龙潜向贝海燕透露，他们已经携手多年，但他过去确实有过一段婚姻的波折。自从父亲去世，他的兄弟夺走了家产，甚至将他的妻子和儿子赶出了家门。然而，那位女性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擅长织布，靠这门手艺独自抚养儿子，并节俭度日，将积蓄寄给正在服刑的龙潜。
龙潜把这笔钱带进了监狱，交给了秘密团体。虽然钱不多，但作用很大。一方面，可以用这些钱买通狱警，让他们帮忙传递外界的消息；另一方面，还能买些药，帮助生病的狱友治病。
龙从监狱回来后，外面的世界已经大变样，再加上他工作很忙，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和父母给他包办婚姻娶来的妻子和儿子联系上。
1938年，武汉被日本军队占领，八路军很快在重庆选了一处地方设立了办事处。龙潜和贝海燕也跟着李克农一起来到了重庆。
1939年初，周恩来在重庆负责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到了秋天，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一起搬到了红岩村。从那时起，龙潜开始担任周恩来的重要秘书。
那时候，秘书处的领导是童小鹏，手下有一群能干的秘书，比如乔冠华和龚澎。大家一起努力，帮助童小鹏处理各种事务。
龙潜当秘书之前，曾经亲手写了一份材料交给组织，里面提到了自己的包办婚姻妻子和儿子。周恩来总理看到后，心里对这件事印象很深，马上让地下党的同志去寻找龙潜的家人。
没多久，地下组织就找到了那对母子。母亲希望儿子龙骥能接受教育。周恩来伸出援手，帮助他们从四川一路送到延安。龙骥开始上学，而他的母亲则学习成为一名护士。
龙潜得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指导。
贝海燕在重庆安家生子，后来又去了延安。那时，抗日战争打得胶着，日军经常对延安进行“扫荡”，国民党也封锁了延安的经济，让延安的生活变得很艰难。
面对这种情况，领导提出了一个倡议，让大家“靠自己努力，勇敢前进”，并且采取了“高效精简”的策略。因此，许多怀孕或照顾孩子的女同事得到了特别的照顾，减轻了她们的工作压力。
那时候，很多女性都向组织申请工作。但是，邓颖超大姐提出了一个建议，她说革命家庭的孩子也需要有人照顾。于是，她提议让有知识和经验的母亲们来做保育员，这样有孩子的母亲们就能更放心地投身到革命工作中去了。
贝海燕第一个成为了保育员，她的举动得到了邓颖超的赞扬。邓颖超不仅表扬了贝海燕，还把自己喜欢的裙子送给了她。
龙潜的儿子刚出生没多久，他就着急忙慌地从重庆赶回延安汇报工作。后来，他听说贝海燕转行当了保育员，顿时心里很生气。邓颖超知道这件事后，特意找龙潜谈了谈，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临走时，邓颖超还劝他要好好反思。龙潜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给邓颖超写了一封检讨信。
1943年，龙潜回到了延安，终于见到了分别已久的家人。两年后，家里又迎来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出生了。她沿用了母亲的姓氏，并且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贝璐瑛”。
1945年四月至六月间，龙潜作为大后方的代表出席了中共七大。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他随部队从延安出发，一路向南，最终抵达长沙。紧接着，贝海燕带着孩子也到了长沙，与龙潜重逢。
当时，龙潜是革命大学教务长，而贝海燕也加入了这所学校。她特别喜欢唱歌，以前还指挥过合唱团，编排过歌剧，所以后来成了文工团班的老师。
贝海燕上了几堂课后，觉得矿山一线的工作更对她的胃口。她明白自己的理论知识还不够，但实践技能已经足够应对。组织得知后，决定让她去长沙裕湘厂担任党委书记。
贝海燕正忙得不可开交，文工团里有个年轻女孩，在她没注意的时候，悄悄搅和了贝海燕和龙潜之间的关系。这女孩刚从高中毕业，她的插手让龙潜提出了离婚。
龙潜因为在组织调查中被发现有问题，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他觉得在湖南待不下去了，就申请调离。不久，他被调到了广东，担任了华南分局副秘书长的职务。
自从贝海燕和龙潜分手后，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冷淡。到了1954年，贝海燕做出了一个决定，和龙潜正式结束了婚姻关系。
龙潜离婚后给贝海燕写了一封信，内容挺有意思的。信里，他先是因为自己的错误向贝海燕道歉。然后，他强调他们的离婚是两人商量好的结果，所以贝海燕不必给周总理写信诉说不快。
贝海燕心里很迷茫，虽然她不太喜欢龙潜，但还是很关心他的仕途。她肯定不会给周总理写信。后来经过调查，她才发现那封信竟然是龙潜包办婚姻里的妻子写的，也就是龙骥的妈妈。
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贝璐瑛也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心中十分生气，心想：等周总理看了那封信，肯定会严厉批评我的父亲。
转眼间，时间飞逝，几年过去了。回想起1963年，贝璐瑛走进了高中校园。那年暑假，她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去找寻久违的父亲。自从龙潜再婚以来，父女俩还是第一次见面。龙潜觉得自己对女儿亏欠了很多，所以决定弥补。白天，他们一起游览了雄伟的长城和庄严的十三陵；晚上，他又带着她看了精彩的演出。
傍晚时分，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看了一场表演。不过，两人并没有坐在一起。邓颖超挑了个靠前的位置，坐在一对父女前面。表演结束后，大家陆续散场，邓颖超在人群中看到了龙潜，就主动迎上去跟他打招呼。
龙指了指旁边，轻声说：“这是我女儿。”他似乎在顾虑可能会引起麻烦，所以没有透露女儿的具体名字。
邓颖超听了这话，脸色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她盯着贝璐瑛，语气郑重地说：“你妈妈贝海燕在上海做革命工作，她是个经验丰富的革命者，也是个优秀的干部。你应该好好向她学习，争取跟她一样出色！”
贝璐瑛原本打算跟邓颖超说说心里话，因为她平时都跟妈妈在一起。可是，看到爸爸一脸严肃，她心里就打起了退堂鼓，觉得有些话难以开口。
邓颖超走了之后，贝璐瑛心里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和周总理见一面，哪怕只是说几句话。然而，龙潜很快就把她带走了，显然是为了避免直接见总理，以免再次陷入尴尬的局面。
贝璐瑛在北京玩了几天，回家时为妈妈和哥哥挑选了礼物。她还把邓颖超曾对妈妈说的话转述给了妈妈，妈妈听了很感动，流下了眼泪。
【贝璐瑛没有认出周总理】
1965年，贝璐瑛顺利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选择了英语专业。这所学院，是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关怀和支持下成立的。
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外交事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于是，我国及时推出“外语教育七年规划”，专门培养一批外语方面的专业人才。
在“七年计划”里，首要任务是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周总理对此非常重视，并要求当年就启动相关工作。
这所学校很有特色，专门招收那些家里条件不太好的孩子，或者家里有人有革命背景的学生。在学校里，不管是吃饭还是唱歌，大家都要排队来，老师们经常要忙到晚上九点多才下班。刚开始，贝璐瑛觉得这样的环境还挺舒服的。
1966年，周总理来到了二外进行视察。这个消息让在场的所有学员都非常兴奋，特别是贝璐瑛，因为她与总理有些渊源，所以更加激动。大家纷纷向前簇拥，希望能更近距离地看看总理。总理见状，微笑着示意大家不要挤，并说：“大家不必挤了，只要站得高一点，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得清楚！”
据说周恩来总理站在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地方，亲自指导二外的学生们合唱，并且还唱了一首歌。
周总理在二外学习时，参加过不少重要会议。每次开会前，贝璐瑛都会负责给参会的人倒水，而她就是那个倒水的人。有一次，因为紧张，她手一抖，水洒了一地。好在周总理及时帮忙，才避免了她被大家责怪。
贝璐瑛心里特别想告诉大家，她其实是龙潜和贝海燕的女儿，可最后还是咬紧牙关，把话憋了回去。
贝璐瑛非常希望能再次见到周总理，为此她做了很多努力。想到上世纪70年代初，得知周总理身体不好，她心里特别担心。
1974年，贝璐瑛在科学院工作。在国庆节那天，大家纷纷猜测周总理是否能出席国庆宴会。正好，一位叫陈省身的美籍华人来访。贝璐瑛就向领导提出，希望担任陈省身的翻译。因为她在与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关系密切，领导便同意了她的请求。
陈省身先生的汉语说得特别溜，但当他听说有人要给他找翻译时，他显得很疑惑，好奇地问道：“我都能说汉语了，为啥还要翻译呢？”
领导点了一下头，说：“你就带着她一起吧，有她在身边你不会感到孤单。”
活动一开始，周总理就出现了，整个会场立刻热闹起来。那时的贝璐瑛完全没在意陈省身和外交规矩，直接跳上椅子，热烈地鼓掌。这是她与周总理的最后一面，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贝璐瑛怀念周恩来总理】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整个北京城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仿佛被泪水浸泡。人们都能听到人们的哭泣声。我的父亲更是悲痛欲绝，我从未见过他如此伤心。
贝璐瑛特别想参加总理的告别仪式，她计划和爸爸一起去。不过，龙潜手里只有两张入场券，其中一张已经送给了他的夫人。贝璐瑛心里有些不高兴，赶紧拨通了总理治丧委员会的电话。她在电话里自称是龙潜的女儿，还提到爸爸曾在重庆工作时担任过总理的机要秘书，希望能争取到一张入场券。可是，对方告诉她，名额有限，前来申请的人太多，没办法满足她的要求。
贝璐瑛想给童小鹏打电话，但没有打通。从那以后，她对哀乐特别敏感，每次听到哀乐，心里都会非常慌张。
